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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志明市南邊的第七郡富美興,此區可以說是西貢的「信義計畫區」,無數的高級商辦跟住宅大樓拔地而起,嶄新華麗的市容輝映著越南欣欣向榮的經濟。在富美興裡,有許多韓國社區,街道的招牌多以韓文呈現,猶如19世紀的歐洲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區。在許多越南人印象中,富美興就是個「由韓國人開發的韓國區」。
▲韓國的新南向政策。(圖/記者謝婷婷攝)
Making Icons:Repetition and the Female Image in Japanese Cinema, 1945–1964
▲三星電子。(圖/美聯社)韓國政、商雙管齊下,培育東協戰將▲越南胡志明市街景。(圖/記者陳信儒攝) 不只是越南,
政府另一個新南向政策目標─印度,隨著韓商投資,韓國社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現代汽車(Hyundai)的印度廠區,甚至可以看到來自韓國的國小參訪團。穿著印有現代汽車標誌衣服的小朋友們,利用暑假時間,參加企業舉辦的營隊,從小就潛移默化韓國的世界戰略佈局。
韓國人這麼積極,那台灣人呢?據統計,在越南的台商已經超過6萬人,且超過7成聚集在胡志明市周邊的工業區,既然如此,為什麼市區很少看到台灣人?這些台灣人去哪了?
韓國與台灣最大的不同,在於打「國家在背後撐腰」的集團總體戰,傾全國之力投入。三星、LG 跟現代汽車作為領頭羊,把周邊相關的廠商都帶到當地,形成一條龍的供應鏈生態系。台灣則是由中小企業組成千萬螞蟻雄兵,前往當地各自奮鬥,有時候還出現「台灣人打台灣人」的自家競爭狀態。
商品訊息簡述:
過去的台商大多只是利用當地便宜的勞動力,發展製造業,外派台幹隨時可能因為工廠遷移而離開,這樣隨時準備打包的過客情況,漸因東南亞工資上漲而備感壓力,
如果能轉型以服務或品牌為主,新一波的台商才能享受到東南亞經濟快速成長的果實。韓國人作法完全相反,就算在廠區工廠上班,也強迫員工要住在市區,不同於台幹大多單身赴任,韓國公司要求攜家帶眷,把孩子也帶來,進入越南學校學習當地語言,有些更有遠見的父母,甚至把孩子送到台灣學校,孩子在家講韓語、出外說越語、在學校學中文,未來能掌握至少3種語言,20年後,這些孩子就是韓國新一批的東協戰將。
目前,已有數以萬計的台商,因20年前的舊南向政策進駐東南亞,而曾在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嚴重受創的韓國,雖然比台灣晚了一步,現在的成績卻遠超台灣。
韓國在東南亞與南亞,不只是看上當地年輕廉價的人口紅利,更用集團戰大口吞噬當地市場。 不只在越南,韓國在東南亞各國早從經貿及文化面強勢入侵。比如寮國中部偏遠的小鎮旺陽,如今已搖身成為韓國人的旅遊勝地,街上的韓文招牌數量可與英文招牌匹敵,每間商家都能講幾句韓語,看到亞洲面孔一律以「阿尼哈誰唷」問候。其他東南亞國家如泰國、印尼,亦常見到韓國人的身影。
2007年,越南的主要經濟結構由紡織、製鞋、石化產業構成,台灣是越南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可以說是台商撐起越南半邊天。這些台商在20年前因舊南向政策進駐越南,當時的越南政府十分重視台灣,甚至設立台灣事務委員會,專門處理對台事務。
然而,一開始這幾千公頃的新市區開發其實跟韓國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最初把這片越戰沼澤地扭轉成西貢繁榮市區的,是響應李登輝南向政策的台灣企業─中央貿開集團。如今,西貢人大多不知道這件事,對台灣的印象,僅止於郊區的台資工廠或者曾經造成環境爭議的「福爾摩沙公司」台塑集團而已。
外派越南的台幹大多住在公司提供的廠區宿舍,樓下就是辦公室,在台商的工廠裡,越南員工都會講中文,餐廳提供的是台灣菜,電視放映的是TVBS、三立電視台。這樣的模式,讓許多剛來的台幹較無適應問題,用中文就能溝通、吃住都還很台式,但在廠區建立一個台灣味生活圈的同時,也隔絕了台幹融入越南的機會,許多台幹外派到越南5、6 年,一句越語都不會講,能接觸真實越南的機會,僅止於每周一班的派車去市區,如此不管在此工作幾年,永遠都是越南的「外人」。
三星5年計畫,反轉產業結構
台灣人習慣住廠區,韓國人規定住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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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橋效果類似的情形不只發生在越語班,
在越南大學中,最多的留學生就是韓國人。不管是在北方第一志願的河內國家大學,還是在南方最高學府胡志明國家大學,外籍生幾乎都是韓國面孔。走在河內和胡志明街上,總能看到許多韓國家庭出遊,舉目看到的大型廣告都是韓國品牌,三星幾乎包下了河內機場的所有廣告。
●作者何則文(Wenzel Herder),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經濟部國企班2年英語組。亞細安研究會創辦人,換日線、天下獨評與關鍵評論網專欄作家,任職於某全球500強企業,走跳亞洲各地。本文出自寫樂文化《青年寫給青年的東協工作筆記》。以上言論不代表公司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博客來|TAZZE|誠品|金石堂好評發售中!文/何則文 Making Icons:Repetition and the Female Image in Japanese Cinema, 1945–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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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af000032959/products/0010738377商品訊息功能:
商品訊息描述:
On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post-war Japanese cinema is the frequent recurrence of imagistic and narrative tropes and formulaic characterizations in female representations. These repetitions are important, Jennifer Coates asserts, because sentiments and behaviours forbidden during the war and post-war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were often articulated by or through the female image. Moving across major character types, from mothers to daughters, and schoolteachers to streetwalkers, Making Icons studies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shaping the attitudes of the general public. Japanese cinema after the defeat is shown to be an important ground where social experiences were explored, reworked, and eventually accepted or rejected by the audience emotionally invested in these repetitive materials.
An examination of 600 films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between 1945 and 1964, as well as numerous Japanese-language sources, forms the basis of this rigorous study. Making Icons draws on an art-historical iconographic analysis to explain how viewers derive meanings from images during this peak period of film production and attendance in Japan.
▲越南富美興。(圖/翻攝自google map)然而10年間,台韓在越南的情勢大逆轉。
2008年三星開始投資越南,僅用5年的時間就翻轉了越南的經濟結構,手機產業變成越南最大的出口品項。單三星一家公司就占了越南去年出口總值的22.7%,韓國企業已經深深的掌控越南。在市區,可以看到許多韓國人開的餐館、商店,而台灣料理卻只能在郊區的工廠旁吃到。
答案是:他們全在工廠裡面。 真愛橋已追蹤作者:[修改]真愛橋
確定
韓國政府鼓勵年輕人向海外發展,提供各種獎學金,三星更是全額補助,甚至捐助學校蓋韓國學生的專屬宿舍,讓學生能專心學習。在定期考試中,成績不合格的學生會被遣返回國,而且須賠償學費;成功畢業的,必須和三星簽2年到3年合約,
學生在工作前,早已掌握越語基礎、了解當地文化且適應當地生活,起跑點遠超過台灣青年。 作者: Jennifer Coates
新功能介紹
出版社:香港大學出版社
新功能介紹出版日期:2016/12/16語言:英文 在西貢時,我報名了胡志明人文社會大學的越南語班,全班只有12位學生,卻有7 成是韓國人,不像來自印尼、菲律賓、泰國的同學,學習越語多只是出於興趣。這些韓國人有老有少,多是企業幹部,為了工作需要而學習外語;他們之中,既有年近六十、擔任三星集團主管的崔伯伯,也有二十幾歲,擔任化學公司業務的韓國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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